《我们与恶的距离》与心理学:「正义世界信念」是一种认知偏误

来源  :   S家生活     2020-06-10 19:30:59

2020-06-10

同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身上,立场不同,我们的判断会不会就有不同?答案当然是会有差异,只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差别?我们从最近很热门的戏剧 《我们与恶的距离(The world between us)》来看心理学。

罹患思觉失调症的应思聪说:「为什幺是我?」
因意外失去儿子的宋乔安哭着说:「我过不去。」

这两句台词虽然简短,却也道尽了我们生活中常面临的两难,工作上或生活上遇到不爽委屈,心中难免会吶喊「为什幺是我」或「我过不去」,差别在于有没有说出来?或者自己有没有在意识层面承认。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情虽是在描述社会重大刑事案件中,加害人与被害人家属的心理状态变化,但却也让我们透过戏剧,更了解人性以及主客观之间的差异。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会受到外在环境影响,我们常会沙盘推演,想像各种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很难避免「百密一疏」及「情绪波动」的情况,加害者与被害者、善与恶都只在一线之隔,在《我们与恶的距离》戏剧中,除了剧情写实外,情节中心理学的诠释更是精彩。

同理心的差距

计画再缜密,只要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刚好叠加在一起,那就会出现预料之外的情况。生活工作中常会计画思考,若是遇到A状况,要用A方法,遇到B情况,要用B方法,然后準备个C和D的替代方案,但这些沙盘推演都是在客观理性下的规划。实际上遇到愤怒、恐惧、伤心甚至憎恨时,我们很难想像那时候会做出什幺决定?做什幺幺样的事情?说出什幺样的话?[1]

卡内基美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经济心理学家George Loewenstein认为人很难预测自己和当下情绪状态不同时,自己应该如何反应?他称为「同理差距(hot-cold empathy gap)」,他认为人的有所谓冷(cold)和热(hot)的状态,简单地说就是个体情绪激发(arousal)的状态,当人一头热在做什幺事情的时候,也往往或错估自己平常状态的偏好,而当一个人在平稳冷静的时候,也很难精準预料自己冲动时的心理状态,在「个体」内对自己冷热状态的监控能力,有人说这是一种心理素质;在「团体」中对别人冷热状态的判断能力,有人说这是一种同理能力。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中幼稚园疑似出现挟持事件,担任新闻台副总监角色的宋乔安,她可以客观地说事件还没有澄清、孩子还没有安全,怎幺可以直播报导?这时候她是能够站在记者的角色。

但当她发现新闻台助理编辑李大芝,她哥哥是无差别杀人事件的加害者,乔安的孩子是该事件的被害者。整个事件转换成自己相关的事情时,乔安为了独家新闻,或者为了自己宣洩自己的情绪,不顾当事人的採访意愿,而把事情揭露出来,造成另一种情绪的撕裂,于是她在电视台中直接叫摄影机对着李大芝拍摄「你想要还原真相,现在就说明清楚」。

《我们与恶的距离》与心理学:「正义世界信念」是一种认知偏误

个体处在难以预测的情绪状态下,无法理解自己不同情绪时的反应,也难以理解别人怎幺会有这幺大的反应,这就是同理心的差距。没有经历过忧郁的人,很难想像忧郁的心情,认为他们只是想不开;没有经历过生死交关的人,很难体会从鬼门关走一回是怎幺一回事;丰衣足食的时候,也难预料自己失业时的状态。剧中的人权律师王赦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家庭,不是每个人都在关爱下成长」。人生有时候不也是如此?想好好的生活,现实却未必能让我们好好生活。

检讨被害者:正义世界信念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认真努力就会有收穫,做坏事的一定会受到惩罚。美国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行为心理学家Melvin Lerner认为这种「正义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2]是一种认知偏误,多数人会认为这世界是公平正义的,也因此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因此若在压力情况,内心感到受苦的时候,此时会告诉自己,这是人生要学的功课,总会苦尽甘来,因此正义世界的信念会让我们得以继续往前,也是让我们可以咬紧牙关,关关难过关关过的信念之一。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难免会遇到随机出现的意外,这个没有谁料得準,有些人会遇到不幸,有些人总是获得小确幸。而正义世界的信念,也让我们常会自动假设一个人遭受到伤害,一定是他做了什幺事情,导致现在的结果。所以一个人被侵害、被伤害,会让人觉是被害者咎由自取。

在一个重大伤害事件发生后,总会有人检讨被害者,甚至责怪受害者,某一程度是这样的认知偏误在运作。同样的事件,立场不同,就有不一样的解读,我们每个人看到的片段都是真实,但是「片段的总和并不代表全貌」,我们虽然可以努力拼凑出真相,但真相无法百分之百还原,人生一旦开始就无法回头,我们只能尽力的往前走。

大哉问:这样真的比较好吗?

我们常在很多时候,想尽办法要帮助别人,对于需要的个体伸出援手。但也牵涉到了两难的困境,心理学里面在研究道德伦理的议题,也常常都是这种两难的情境,好人中的坏人、坏人中的好人,好坏到底有没有定义?反社会性格的个体,为了江湖道义厮杀,他的确违法,但是某一程度可能展现了义气;当我们义愤填膺地想要把霸凌的成人,透过私刑伸张正义,但是在「不可以随便霸凌弱小」的理念下,却也用霸凌的行为来处理类似的事件,到底是善还是恶?

一般人看到陌生人需要帮忙,见死不救,某一程度并不违法,但可能会让人觉得冷漠。如果在一架飞机上,机组人员广播:请问机上有没有医师?有位乘客不舒服,需要协助。假设飞机上真的有位医师,但他不表明身分,这样他有违法吗?也许没有,虽会让人觉得没有医德;但如果情况变成医师出手援救失败,乘客反告医疗疏失,不管最后判决为何,等到判决定谳都会经历很久的诉讼。

这时候我们选择与善?还是与恶?他会变成一种困境,我们与恶的距离,其实不远;正如《我们与恶的距离》电视台总监纽世哥说:「我们都是好人,不知道为什幺事情会变成这样子」。

在人生中,我们也常会想要替别人做决定,觉得怎幺样才是对他最好的?但每个人虽然都在相同的物理环境里,产生的主观世界却截然不同;最后要过完人生的,还是只有自己。

《我们与恶的距离》与心理学:「正义世界信念」是一种认知偏误

心理学家Zeigarnik发现一个现象:做到一半未完成的任务,很容易放在心上;而已经完成的任务,反而比较会忘记,这种现象称为柴嘉尼效应(Zeigarnik effect)。这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希望事情能告一段落的动力,在人生中没有完成的议题,会在心中留下「未竟事宜(unfinished business)」,来不及说的话、来不及做的事情、来不及说的再见,这些都可能产生未能表达的情绪经验,然后持续的影响个体。

这是完形心理治疗对人的看法,如果个体对于人生中未竟事宜,太执着于卡住的状态,就会在内心形成僵局,让自己撑不下去,无法自我支持,而寻求外在支持的状态,这种外在支持可能是一种逃避,或者不愿意面对真实的状况,抗拒接触那些曾经。

但是当个体準备去接触,接触是透过观看、聆听、嗅觉、触碰或产生行动,改变就有可能发生,因此完形治疗心理创始人Fritz Perls说过:个体必须靠自己的双脚站起来成长,自己得去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中,天晴在电话中对着已故的天彦说:「你真的很讨厌耶!怎幺可以看场电影就不见」。乔安重回他不愿意面对的电影院时说:「如果那时候讲完那通电话,就立刻回去,说不定就来得及阻止…」,她也在电影院里愿意接触自己的感受,并且承认「我过不去」。哭喊地说出:「我怎幺可以留他一个人在里面?」

《我们与恶的距离》与心理学:「正义世界信念」是一种认知偏误

这些都是让个体不在纠结于过去,让这些未竟事宜能够好好的处理,人也才可以继续向前。每个人都想好好的过生活,有时候一个人想躲,一定有他不得已的理由,就像剧中李晓明的父母和李大芝,他们虽然希望重新开始,但却不知道怎幺面对突如其来的骤变,人生本来就很难,有些事情并不是不知道怎幺处理,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期盼我们都能像《我们与恶的距离》里应思聪最后说:「我一定会是一部好电影,有好结局的那种」,卓别林说过: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就是喜剧了。

延伸阅读从小灯泡到郑捷,「我们与恶的距离」 有多远?《我们与恶的距离》:以安全为名的剥夺,谁与「恶」更为接近?《我们与恶的距离》马欣导读:通往地狱之路,常由自命良善的人所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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