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伟人塑像:一段教科书不会记载但私以为更有意义的记忆书

来源  :   S家生活     2020-07-10 17:20:38

2020-07-10

2017年是我个人研究台湾伟人塑像廿周年纪念。

就像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生日、恋爱或结婚纪念日、入新厝、迎接或送走自己心爱的人事物的那天,能够深刻体验到这种悸动的,大概只有自己和身边亲密的家人与朋友;历史教科书是不会将这些「私人」的事情记录下来,而总是些帝王将相、大事件与重要发明等在独佔着我们对过去的认知。

大多数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曾在历史书籍中读到自身家族里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却要不断覆述与记忆那些所谓「大人物」的丰功伟业或极罪至恶,然后为此争论不休,而得了便宜的,始终不会是我们这些历史洪流中的无名小卒。但谁能评断我们每个人先祖的生命经验不值一哂?谁又有资格轻忽我们每个人真真实实的喜怒哀乐的感受?所以我要写下自己的故事,就像每个人都可以写日记、作笔记,每一个文本都应该是等价的,「蒋中正日记」不会比你我的私密书写更伟大。

故事一:「你过来」(1987)

我以前念的是台北县的一所国中,就像大部分的学校都设置有伟人塑像,我们学校的伟人塑像放在行政大楼穿堂。有一次上课钟响,我快速奔跑回教室,在经过穿堂的时候,突然听见一声「你过来」,我回头望见训导主任的严厉眼神,他训斥我没规矩,怎幺经过这里却没有放慢脚步?在他要我向伟人塑像鞠躬致敬之后,我才被放行并缓缓地走回教室。

当时国中男生是有髮禁的,面对上述的情境也说不上厌恶或反抗,至于要思考关于威权体制或伟人崇拜的议题,那就跟顶上的三分头一样:「没法(髮)度」,毕竟满脑子都是联考与升学。

我和我的伟人塑像:一段教科书不会记载但私以为更有意义的记忆书

故事二:「就这样好不好」(1997)

1997年,我开始撰写硕士论文《製作孙逸仙、蒋介石-台北市立各级公立学校内伟人塑像设置之研究》,透过实际的田野调查与访谈,以摄影和文字详实地记录了当时台北市244所公立学校内的伟人塑像,除了孙逸仙和蒋介石外,还有不少的孔子塑像和其他与个别学校相关的人物塑像。

在田调过程当中,我总会透过学校警卫来徵询校方对我摄影的许可,大部分学校的教师和行政主管都没有什幺意见,在陪同过程当中我也会进行访谈。倒是有一次在某所国小和警卫询问时,他将我带到了校长室,只见桌上泡着两杯热茶,而校长笑瞇瞇地对我说:「研究生写论文很辛苦啊,来,先喝茶。」我颇感意外这突如其来的善意,在感动地喝完热茶之后,校长说:「这个照片就别拍了,就这样好不好,来,那个警卫待会陪同学出去。」就这样,我那次的田调一无所获。

当时解严已过了十年,但对于「伟人」议题之相关讨论依然高度敏感,只是事实上已有许多校园里的塑像逐渐从中庭花园、穿堂等地移除,而我也必须得到校方允许才能去地下室或仓库里拍摄照片。在数百次与校方接触的经验之中,却也发现问题始终不存在这些冷冰冰的伟人塑像上,它们是没有生命的玻璃纤维或青铜物件,它们只是意识型态争论的开关,无论它们有没有实际上被人所看见(穿堂或仓库),总是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有意识地开启话题,而这些话题也常常简化了研究发现的複杂度与细緻性,只剩下保留和拆除两种零和的选项。

在我的实证研究中至少有下列三点发现:首先是伟人塑像潮(1975-1985)集中在蒋介石逝世之后的十年内,在他生前以孙逸仙的塑像居多,而蒋介石的形象主要出现在大众媒体与教科书当中,也因此,说他生前以「铜像」搞个人崇拜是有误的,但设置孙逸仙塑像和他个人图像的多样类型传播,的确是刻意用来塑造蒋介石形象的手法。其次伟人塑像最多的材质是玻璃纤维,不是青铜材质,而FRP这种材质与技术的引入恰巧就在1970年代,低门槛的製作技术也和塑像业的蓬勃发展有关,换言之,伟人塑像的商业考量恐怕比政治考量还多些。第三,正是因为伟人塑像从早期青铜材质的贵重性,逐渐走向玻璃纤维商业複製的普遍性,伟人塑像的意义事实上因为符号氾滥而自身减损价值,到后来的饱和状态后,塑像业者只好转做个人肖像或纪念品等物件了。

我和我的伟人塑像:一段教科书不会记载但私以为更有意义的记忆书

故事三:「你们要不要猜猜看」(1997)

关于这些校园伟人塑像权威意涵与影响力的消逝,在我20年前的田调中就发现了这一点。有一次在某间小学的操场花园旁,看见了孙逸仙与蒋介石两座塑像的设置,当时正好是下午打扫时间,好奇的小朋友们问我在拍什幺,我说「你们要不要猜猜看这两个人是谁?」只见前面三个小朋友摇摇头,后方则有个小朋友说他们「好像是国父和蒋公」,接着我要他们指出谁是谁的时候,这答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错了。他们不仅辨识不出来,似乎也不在意真正的答案。

2012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央日报》里伟人塑像议题兴与衰的文章,试图从罗兰巴特的神话研究来分析台湾伟人塑像的发展历程。套用巴特的观点,伟人塑像是为了作为「伟人论述」的一种材料而存在,它们不是符号意义的终点,它们必须「被讨论」才能发挥作用,反覆地论述才会有效,换言之,伟人塑像必须被启动,而且在没有其他外部论述的支撑下,它们等同死物。

一种看起来可以跨出意识形态斗争的对待方式似乎因而存在。以艺术的角度来看,从事伟人塑像製作的大多是複製商业与工厂,但也有极少数的艺术家曾经製作过孙逸仙与蒋介石的塑像,陈澄波的女婿蒲添生就曾製作过孙逸仙的青铜塑像,如今竖立在台北市中山堂前的孙逸仙西服立像,是只有走过日治时期西式教育的台湾艺术家才有的对中国近代革命家的一种想像,有别于穿着中山装或长袍马褂的孙逸仙(台湾伟人塑像的主流),这种服装风格的差异绝非偶然,却紧紧扣繫着政治、族群与文化差异脉动的痕迹。又例如杨英风所做的蒋介石半身塑像,那种非古典清晰明确造型的手法,呈现出来更多的是艺术家强烈夸张的速写技法,观者甚至未必能一眼即识出被塑像者之身分。

20年来始终有朋友问我为什幺当初要以伟人塑像为题做研究,我的回答始终是:当有人喜欢或讨厌一个人的时候,我比较想知道的是为什幺,而不是选边站。伟人塑像从早期塑像潮的疯狂散布,到后来的破坏、谐搞与拆除,论者总是缺乏了对物件本身的理解,像是这些塑像的材质、姿势、身高体重、摆放位置、赞助者、艺术家、公司行号与工厂甚至是价格等,完全忽略了研究的可能,以及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之后所能得到最佳的处理方式,我始终相信透过冷静客观的分析调查,加以宽容开放的对话,才有可能让我们国家所处的未来朝向善意的发展,而不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单向思维。

现阶段我想提出三项在处理伟人塑像作法的建议。首先是研究调查的必要,保留也好、拆除也罢,难道不应该先了解这些物件是什幺吗?作为历史永远的教训,一个影像数位典藏的资料库是必须的,否则未来不在场的新世代们,将如何理解这个布满伟人塑像的过去?难道我们将只用历史教科书的文字来餵养他们吗?这种掌控历史话语权的暴力斗争,可以想见是不会因而终止的,我们必须储备更多的研究资料。

其次是根据我过往的研究,属于大量複製的玻璃纤维塑像的确比青铜像的价值(符号意义或经济意义)都来得低,拆除成本低、拆除技术也容易;反观青铜像因为慎重其事,所以有不少特殊造型和艺术家有关,保留未必涉及展示,展示也未必不能发挥转型正义的功能。(二次大战期间所创作之希特勒肖像画并未受到全面性的销毁,对于艺术史学者来说,这些图像是了解独裁政权本质的钥匙之一)

最后,转型正义不应该是找到一种制式的处理方式并执行之,这和选边站的意识形态斗争并无二样,相反地,我们应该採取更为细緻的对话方式,毕竟拆除伟人塑像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们不会反抗,抗拒的是人),但要让反对拆除者感受和理解到这些物件,才是更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吗?追求转型正义的核心价值不应求快,且可以考虑多样的处理方式,像是保留某些塑像并在每年特定时期与之互动,无论是装置艺术或表演艺术,对其有正向或负向不同情感的人来说,超越冰冷物件本身,直指思维中的不断辩证,恐怕才是更重要的课题。

故事四:「这里还有」(2017)

从去年开始我就喜欢散步,拿着手机,边走边抓宝。在补给工具的过程当中,重新开始认识了生活周遭的环境,原本总是飞快地经过这些地点,如今则因为慢步而有了更多的发现:这里有间庙,那裏有个电箱,天桥这边有两个补给站,转角还能遇到伟人塑像。但也就只是这样,它们成了补给站,此时我只在乎拿到的宝物好不好,他们是谁,老实说不太重要。

好了,以上是我和我的伟人塑像的几个小故事。相信你也有着不同的体验,何不把这些「和伟人塑像的两三事」写下来与别人分享,这是属于我们平凡人物的真实故事,没有任何人可以操弄我们的记忆,在政治意识形态拉扯的两极光谱中,我们自尊自傲地走着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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