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姿态说再见》:禁止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日本与英国,为何

来源  :   I派生活     2020-06-10 20:12:37

2020-06-10

日本与英国对协助自杀及安乐死的宽容

法律上接受特殊请求权的国家不多,主要原因就是协助自杀与安乐死的高度争议性。传统观点是以捍卫生命(pro life)为原则,甚至主张「生命绝对保护原则」。希腊时期的希波克拉底医师誓词里甚至有这样的一句话:「余必不以毒物药品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人请求亦必不与之。」然而,随着全球世俗化的脚步、宗教影响力的式微与各国民主化的发展,人们在自主意识上逐渐觉醒,不少人不再认同在任何情形下捍卫生命的「生命绝对保护原则」,转而接受在特殊情况下应尊重个人的选择(pro choice)。以当前各国论述的发展趋势言,传统观点受到相当程度的质疑与挑战,这些质疑即使在法律上仍不接受特殊请求权的国家,也已对司法实务产生冲击。

从法理上来说,即使安乐死与协助自杀未合法化的国家,亦即刑法上有协助自杀罪或受嘱託杀人罪的国家,由于这两种罪的恶性低于一般杀人罪,因此在刑法的法定刑度上,前者也都低于后者,例如我国刑法第275 条的加工自杀或受嘱託杀人罪就是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第271 条杀人罪则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当事人处在疾病无法治癒且痛苦难以忍受的状况,其嘱託第三人杀之或协助其自杀就更受法律宽容了。

简单地说,虽然大部分国家在法律层次仍不接受病人有请求协助自杀或安乐死的权利,然而,当病人情境实在值得同情的时候,法律上大多会採取从宽处理的做法,例如透过缓刑等方式而在实质上不处罚相关案例的被告。以下以日本与英国为例来说明。这两个国家的法律都是禁止协助自杀或安乐死的,但在真实案例中,法院判决却很可能会视情节轻重,网开一面,从轻发落。

日本的安乐死案例

日本刑法与我国刑法类似,杀人罪章除了一般杀人罪外(日本刑法第199 条),另外还有帮助自杀与受嘱託杀人罪的条款(日本刑法第202 条)。受嘱託杀人的刑罚远低于一般杀人罪,前者是五年以上到无期徒刑或甚至死刑,后者则是七年以下六个月以上之徒刑。这表示日本刑法与全球各国一致,都承认后者的犯罪情节较为轻微或较情有可原。由于协助自杀或安乐死违反刑法第202 条,日本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在法律上视之为犯罪行为。

虽然是犯罪行为,然而,受嘱託杀人罪的法定刑不重,只要宣告刑符合缓刑要件,即可缓刑。在日本,缓刑要件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日本刑法第25 条),比我国的两年还要宽鬆(我国刑法第74 条)。名古屋高等法院早在1962 年(昭和37 年)就曾经在一个有关「安乐死」的个案上,废弃地方法院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之原判决,将之改判为受嘱託杀人罪并处以一年有期徒刑,然后缓刑三年,此案即为一典型之宽容安乐死的案例。

名古屋案例发生在1961年,被告父亲于1956年因脑溢血而病倒,之后每况愈下,痛苦难耐,经常嚷嚷着「让我死」、「杀了我」等。后来,当医师指出其父寿命所剩无几,被告认为杀父以免除其痛苦乃孝道之体现,因此在牛奶中加入农药,由不知情的母亲餵食,其父乃毒发身亡。地方法院判决被告为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这个判决重于一般杀人罪。名古屋高等法院则废弃原判决而将之改判为受嘱託杀人罪,并且因为只处一年徒刑而得缓刑。

这是一个与安乐死相关的案例,名古屋高等法院也这样看待本案。判决书中,该高等法院提出安乐死虽极具争议性,但在严格条件下仍能具社会相当性而阻却违法。判决书提到六个严格条件:(一)从现代医学之知识与技术,病人必须被认定为患了不治之病且死期迫近;(二)其病痛达到任何人看了都难以忍受之程度;(三)必须仅以缓和病人之痛苦为目的;(四)病人于意识尚清楚而能表明之场合,有真意之嘱託或承诺;(五)原则上应由医师为之,除非有特别情事存在,足以认可无法由医师为之;(六)其方法係伦理上能容认为妥适者。

从刑法三阶段论罪的角度来看(请参考123 页),名古屋案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段既是「杀害直系尊亲属」(日本刑法第200 条), 亦是「受嘱託杀人」( 日本刑法第202条),无论如何是刑法上犯罪行为。至于第二阶段之违法性检视,日本刑法与我国类似,皆有业务上正当行为不罚之阻却违法规定(我国刑法第22 条,日本刑法第35 条),不过,就本案而言,儿子并非执行业务,故无法适用。儿子受父亲嘱託后自行用农药毒死父亲的做法,虽然符合安乐死能被认同的六个条件中的(一)∼(四),但是却不符合条件(五),而且致死手段也是高等法院认为伦理难容之手段,故不符合条件(六)。準此,名古屋高等法院不认同该案是一可被允许之安乐死案件。由于名古屋高等法院认为,这六个条件都要满足才是它能接受的安乐死,若不具备上述全部要件者,则不具备安乐死的适法性。

儘管如此,高等法院最后以受嘱託杀人罪定谳,且科以能得到缓刑的刑罚结束本案。这个判决显示,日本法院认同在某些严格条件下安乐死是情有可原的,法律上虽属受嘱託杀人,但却愿意在法定範围内从轻发落。

另外一个案例是横滨地方法院平成七年(1995)之东海大事件判决。该案例是病人本身没有表达什幺意见,但家人希望医师不要再让病人承受无谓的痛苦,所以先是要求医师撤除维持生命治疗,然后再进一步希望医生以积极手段缓解病人痛苦,甚至终止其呼吸与心跳的案例。医师在过程中并非一开始就採取积极致死之手段,而是在採取缓解痛苦之注射无效后,逐渐採用更强的药剂,终至病人死亡。横滨法院也同样认为安乐死有争议,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被容许,其所提出之条件与前述名古屋案例在理念上相似,但因为案例样态的差异而有不同的重点强调。横滨地方法院提到的条件如下:(一)病人受到难以忍受之肉体上痛苦折磨者;(二)病人之死无法避免且迫近死期者;(三)为消除、缓和病人肉体上痛苦尽力採取各种方法后而没有其他代替手段者;(四)有病人承诺缩短生命之明示意思表示者。

本案不符合条件(四),因为病人并没有承诺或要求医师杀死他。因此,法院以普通杀人罪论处,只是衡量案情后仍做了有期徒刑两年以及缓刑之判决,换言之,法院虽然认为医师有罪,但仍在实质上免除了他的刑罚。本案的重要性在于,从安乐死角度言,病人自主意愿应该是非常核心的要素,但本案是亲属代做决定,而非病人自身的自主展现。这样的安乐死案例应该是比出于自主意愿之安乐死要更有争议,也是日本法院认为不可接受之安乐死。但从判决结果来看,日本法院似乎也相当同情这样的案例。

英国协助自杀与安乐死案例

英国是海洋法系或普通法的代表国家,许多法律并没有刚性的成文规定,只有惯例、判例、常识等非成文的法律传统,因此,在探索英国法制时,不能不注意其与大陆法系或成文法国家如德国及我国的差异。在缺乏系统性的成文法的框架下,英国法院可以针对案例的独特性做出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判决并成为尔后类似判决的判例,但成文法国家则严守罪刑法定主义,法官不能逾越法律界线造法。不过,随着全球化的脚步,海洋法国家与大陆法国家不再那幺泾渭分明,近数百年来英国透过国会的明文立法,也累积了非常多的成文法。

回到协助自杀与安乐死的议题。在英国的法律体系下,安乐死与协助自杀是违法的。安乐死在不同情况下会被视为是杀人(manslaughter)或谋杀(murder),并且最高可处无期徒刑。英国《1961年自杀法》(Suicide Act 1961,这部法律仅适用于英格兰以及威尔斯)一方面确立了自杀不是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仍然视教唆自杀与协助自杀为犯罪,并且可处最高十四年的有期徒刑。总之,安乐死与协助自杀在英国是违法的犯罪行为。英国国会议员在过去二十年数度提出将协助自杀与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但都遭到否决。2015年则有Jane Nicklinson 与Paul Lamb 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告诉,希望推翻英国有关协助自杀与安乐死的法律,但他们的申请最后都被驳回。同年也有议员提案修法,但同样遭到下议院否决。

儘管如此,英国却有不少协助自杀或甚至安乐死但却没被起诉或判刑的案例,显然,英国社会对于协助自杀与安乐死是非常宽容的,而其中的原因又是什幺呢?首先,英国检察官对于犯罪的起诉有高度的裁量权,面对协助自杀的两难困境, 英国皇家检控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CPS) 的检察总长(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Keir Starmer 于2010年公布「检察官面对鼓励或协助自杀之起诉政策」(Policy for Prosecutors in Respect of Cases of Encouraging or Assisting Suicide),该政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出在哪些情况下社会期待检察官起诉,在哪些情况下社会期待检察官不要起诉。后者成为检察官不起诉的不成文原则,规定于该政策第45条,内容共六点:

    自杀是当事人自愿、清楚、确切且知情后之决定。协助者之协助动机完全是出于同情。协助者的鼓励或协助自杀是轻微的。协助者曾试图劝自杀者不要这幺做。面对当事人之坚决,协助者的鼓励或协助是不情愿的。协助者主动向警方报案并充分配合调查等。

该政策施行后,两年内至少已有四十件不起诉的案件。经济学人在2017年发表一篇文章调查该政策的冲击,数据显示,在八十三个有纪录的案例中,只有四个案例的自杀协助者被逮捕,2014年之后则没有任何人被逮捕或起诉。英国尊严死组织的Thomas Davies 声称,七年来超过两百个英国人去瑞士Dignitas 寻求协助自杀,在英国国内自杀的末期病患也有好几百名,至于警方与检方的作为则显示,1961年自杀法已相当不合时宜,国会议员应面对此一困境,再次进行修法;或法院应透过案例的判决宣告现行法违宪。2014年之后最着名的案例是渐冻人Noel Conway争取生命末期能得到自杀协助。2017年高等法院判他败诉,2018年初他赢得上诉法院许可他上诉的决定,但2018年6 月27 日上诉法院驳回其申请,认为相关议题宜由国会决定。此外,上诉法院法官Etherton 认为Conway的提议不足以保护脆弱的病人,不够重视生命神圣性,也有可能破坏医病之间的信赖关係。 不过,由于一般民众的想法与国会或法院的观点出入很大,未来几年英国在协助自杀议题上有可能会改变现况,在法律上接受特殊请求权。

英国一般民众基本上同情争取协助自杀或安乐死的病人。由于英国的法院审理制度相当倚重由一般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因此,即使现行法律不接受协助自杀,也不接受安乐死,但被起诉的安乐死案件不见得会被定罪或受处罚。KayGilderdale 案例即为一着名案例,该案例的开端是病人请求协助自杀,但后来却演变成为受嘱託杀人,亦即从协助自杀进到了安乐死的範围。该案最终审判结果是,行为人Kay Gilderdale没有被定罪。

五十五岁Kay Gilderdale 的作为不符合不起诉政策,因此遭到英国皇家检控署以杀人未遂(attempted murder)罪嫌起诉,她被指控杀害自己的女儿Lynn Gilderdale。根据《卫报》2010年的报导:Lynn在十四岁时患上了无法治癒的肌痛性脑脊髓炎(Myalgic ncephalomyelitis, ME),瘫痪在床十七年,虽然母亲Kay长期照顾她,但Lynn逐渐失去了求生的意志。在2008 年12 月3 日淩晨,Lynn给自己注射了过量的吗啡,但却没有立即发挥效用,因此请母亲帮她注射更多吗啡。儘管Kay努力劝阻,最后仍然同意了女儿的要求,给Lynn注射了更多吗啡。没想到仍然没有什幺效果,于是Kay餵女儿服下了抗忧郁药和安眠药。在将近二十四小时之后,筋疲力尽的Kay再度向Lynn注射了更多的吗啡,而Lynn终于在12 月4 日的早上7 点离开人世。

法医的验尸报告指出,Lynn的死因是在她请妈妈协助前已服用过量的吗啡,而非Kay后来注射或餵食的药物,不过,Kay仍遭到杀人未遂的罪嫌起诉。Kay的辩方律师则否认谋杀的指控,只愿承认Kay触犯的是1961 年自杀法第2条的协助自杀罪。陪审团的观点是,Kay的情境与动机殊堪同情,因此,在杀人未遂罪嫌上一致做出无罪的判决。由于英国的法律体系对于杀人与谋杀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皇家检控署也没有为两者制定政策,因此即便皇家检控署的检察总长Keir Starmer 认为Kay符合了杀人未遂的要件,亦即Kay的动机与行为方案都是结束其女儿的性命,但也只能尊重并接受陪审团的「不合法裁断」(perverse verdict)。最后,法庭以有条件释放的方式(conditional discharge)结案。审判长Justice Bean 在法庭上对Kay说道:「你是一个充满关怀与爱心的母亲,你所做的是为了女儿的最佳利益,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

总结日本与英国案例的讨论,日本与英国的现行法律均不认同安乐死与协助自杀,不过,在相关个案上的法律判决却都相当宽容,日本甚至对非自愿安乐死的案例都予以缓刑处分。英国则在特定条件下不起诉协助自杀的行为,即使以谋杀罪起诉的案例,如KayGilderdale,陪审团按照普通法(common law)的重要原则,亦即常识(common sense)以及道德直觉进行判断,亦得凌驾现行法而将提供自杀协助或安乐死的人判为无罪。总之,即使日本与英国的现行法律不支持协助自杀或安乐死,但具体案例显示,社会大众与伦理感情上的认同能导致判决上的宽容。

相关书摘 ▶《最美的姿态说再见》:将病人与病方一视同仁,现行法规未充分保障病人自主权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最美的姿态说再见:病人自主权利法的内涵与实践》,天下杂誌出版
*透过以上连结购书,《关键评论网》由此所得将全数捐赠儿福联盟。

作者:孙效智

当生命有一天来到终点,你希望以怎样的姿态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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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台大哲学系孙效智教授,长期协助研拟《病人自主权利法》。他在书中不仅有系统地介绍这部专法的基本理念、病人自主权的涵义、落实特殊拒绝权的机制,也提供具体的病人自主行动指南,更从国际与伦理法理的角度,引导读者深入了解病人自主权。

本书重点

什幺是病人自主权如何进行预立医疗照护谘商如何签署、变更、撤回预立的医疗决定如何执行预立的医疗决定哪些条件可以行使特殊拒绝权,达到自然死的善终目标已经签了安宁缓和条例的意愿书,还需要签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预立医疗决定吗病人自主权如何兼顾伦理、法理与宪法《最美的姿态说再见》:禁止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日本与英国,为何Photo Credit: 天下杂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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